第 12 节 康有为：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如何跻身主流？（下）（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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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物训诂之类的「琐事」。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他的老师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认准了「孔子改制」，不惜蔑视事实，强之就我，如此不守基本的学术规则，并非理想的「学者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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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

可是，康氏本来就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者。作为政治家与思想家的康有为，远比作为学者的康有为贡献大。你不能想象一个基本不懂外文与西学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学者」，敢于开设「万国史学」以及「外国语言文字学」之类的课程。而康有为主讲万木学堂，偏偏开设了这类课。不是「能够」，而是「必须」——这就是理想家的思路。读康有为的书，确实痛快淋漓，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学界需要这种敢于「胡思乱想」的所谓的「异端」。大刀阔斧的开路先锋，会留下许多遗憾，但他的「气势」，值得后人永远追怀。

康有为的「吾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担当精神，对当时的青年，如大海潮，如狮子吼。但传统儒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蕴含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自我感觉。晚清以来，知识者实际上已经不再主宰整个社会的命运，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以及正常运转，已经不再依赖于「大儒」的出山。

读书人的「经世致用」，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不只是涉及到「经世」是否办得到的问题，康有为的以经术为政论，也有将一切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或者说，允许甚至鼓励政治家对社会价值的「独占」。对所谓的「无用之学」的攻击，便潜藏着对学术独立价值的否认。此举，影响着此后整个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化的进程。

我最喜欢的康有为的一段文字，是他在《康南海自编年谱》记光绪五年(1879)入西樵山读书。在广州念大学时我就曾拜读过，那时只是欣赏其少年意气、文采风流。为了这节文字，我还与友人相约游西樵。出发那天，刚好下大雨，计划于是取消。此后我的兴趣转移，再也没有西樵寻访康老夫子的雅趣了。

十多年后，因我研究学术史，重读康有为自撰年谱，仍然对他二十二岁入山读书的那段追忆大为着迷，他是这样追忆的：

以西樵山水幽胜，可习静，正月遂入樵山，居白云洞，专讲道佛之书，养神明，弃渣滓。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云，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 恣意游思, 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现身试之。始则诸魔杂沓，继则诸梦皆息, 神明超胜, 欣然自得。

正是在这一年，康有为初游香港，「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于是, 在拜读国人「经纬世宙之言」外, 又添了「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

这一同时采纳西学的思路, 对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自然是生死攸关的。可我还是更看重其独学西樵时之「专意养心」。康有为有别于晚清诸多博学之士的, 是他的「圣人气象」。这种「圣人气象」的养成, 与西樵山水颇有关联。正是西樵读书，使得他由独好陆王而醉心道释，冥心孤往，探本溯源, 深有所悟。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述及此次修行时称:「先生一生学力, 实在于是。」说「学力」容易引起误解, 以为指具体的知识修养, 或安邦治国之计。说「心性」或许更合适些, 既有儒家的「尽心知性」, 也有佛家的「明心见性」。具体说来，梁启超所称道康有为的「浩然出出世而入入世, 横纵四顾, 有澄清天下之志」, 以及唯我独尊的气概，慈悲普度的心境，都与常人理解的「学力」不大一样。

读佛典，养心性，比起究西学、讲经世来, 更需「山水幽胜」之助。

1995 年春天，我有幸重游广州, 说好这回一定去西樵看看。临出发时, 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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