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 节 康有为：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如何跻身主流？（下）（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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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康有为的指责，其实，当年广雅书院山长朱一新已有言在先。1891 年《新学伪经考》刻成，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其中以朱一新的贻书诘难，以及康有为的答辩，最有学术价值。朱一新的批评，或许可以代表绝大部分汉学家的观点。朱一新认为：「治经者，当以经治经，不当以己之意见治经。」像康有为那样，「凡古书之与吾说相戾者，一皆诋为伪造，夫然后可以唯吾欲为，虽圣人不得不俯首而听吾驱策」，在朱一新看来，实在是「凿空武断，使古人衔冤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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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1858-1927）

主张发掘孔子大义之学的康有为，根本不在乎朱氏考据失实的指责，反过来嘲笑「今日之害，学者先曰训诂」。这既是一种论辩的策略，也与康氏讲求经世致用的学术理想相关。

就在《新学伪经考》刻成的 1891 年，康有为的另一部著作《长兴学记》也问世了。这部为广州长兴里开堂讲学所写的学规，篇幅很短，影响却很大。特别是其明确提出义理、经世、考据、词章四门，对晚清学术思想的发展至关重要。此前戴震、姚鼐、章学诚都有义理、考据、词章三门之说，尽管所用术语略有差异。曾国藩开始称为学之术有四：义理、考据、辞章、经济。这一说法似乎与康有为很接近，但曾氏重心落在义理，与康有为的注重经世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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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2012）

在《长兴学记》与《桂学答问》中，康有为批评清人普遍认可的「识字—通经—达道」这一治学方法，称其为「磨砖作镜」「蒸沙而欲成饭」，砖是不可能磨成镜子的，沙子也不可能被蒸成饭，也就是说，康有为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可取的。康氏主张先从古圣贤心志入手，读通微言大义，然后再谈具体的考据问题。比如，先提出孔子改制为主，然后「字字句句以此求之，自有悟彻之日」。

这样治经，才能有成效。因为，一旦「把柄在手」「天下古今群书皆可破矣」。倘若落在乾嘉诸老手中，如此公然主张「六经注我」，实在宽恕不得。但康有为立说，主要目的是「托古改制」，所以注重的是政治功利，而不是学术规则。

儒家作为一种有体、有用之学，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在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时刻，儒家的经世观念必定更加深入人心。即如明末清初，留心世事，讲求实用，几乎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借用顾炎武的话来说，就是:「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这种将「经世」置于「问学」之上，稍微换一种说法，便是斥责无补于当世政治、经济、军事的学问为「无用之学」。

晚清国势衰微，康有为提倡经世、排斥考据，仍是这一思路的延续。在康有为的《与沈刑部子培书》中，他说「自弱少已好任侠之举」，日日目睹小民之难，而学界又满足于追逐利禄，夸耀自己没用的考据与词章，所以他才发愤「讲求经世救民之学」。

在康有为看来，那个时候，士大夫没有本事来应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原因就在于「今天下博闻强识之士不少，患无知道者，尤患无任道者」，也就是说，博闻强识的人很多，但担心的是没有懂得道的人，尤其担心没有承担道义的人康有为自视甚高，个性极强，是百折不回的理想家，不是一般的那些注重可行性论证的学者能比的。梁启超为他的老师康有为写专辑，说康有为「由阳明学以入佛学，故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但养直方刚大之气，万法唯心，毅然自任，行大无畏，虽千万人吾往矣，古往今来干大事业者，多有此等气概与精神。这种极其主观极其自信的理想家，根本不屑于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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