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节 胡适：知识分子如何有效地介入社会？（下）（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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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独立评论〉引言》）

所谓「负责任」，即不唱高调，不讨好政府与民众，不故作惊人语，更多地考虑可行性，补天而非拆台——这种建设者的姿态，必定趋于平实。30 年代的《独立评论》，以及 20 年代的《新青年》、40 年代的《观察》，在中国的舆论环境里，都是难得的出众，因它们体现了知识者介入社会的独立姿态——尽管各自的文化理想及政治设计不同。

报刊文字，如果不结集出版，很容易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即便胡适这样成名很早的「闻人」，注意这个「闻」是「听闻」的「闻」，也不例外。胡适生前曾打算将自己的时评政论结集出版, 可惜没有成功。以致现在的人谈论胡适, 大多都局限在他的思想和学术方面。翻翻《胡适时论集》中所收录的 1918 年至 1960 年胡适发表的时评、政论、杂文，你会发现，适之先生并非永远「一团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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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忍与自由》（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据说, 适之先生最喜欢书写的两句名言, 一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是「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前者见其独立与抗争，后者见其学养与性情。胡适晚年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容忍与自由》, 最能显示这一特征。其实, 热衷并擅长演讲本身，也与胡适的思想方法大有关联。「演讲」不同于「独白」, 很难强求「深刻」，也不便「特立独行」, 需要的是思维敏捷, 逻辑清楚，语言通俗易懂。而这些，恰好是胡适的拿手戏。谈胡适，不兼顾他的影响巨大的众多演讲, 无论如何都不恰当。1966 年台北文星书店和 1969 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的《胡适选集》, 均有专门的演讲分册；1970 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更刊行了三册。

《胡适演讲集》, 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北大版《胡适文集》第十二卷是《胡适演讲集》, 不只演讲记录稿的数量上有所补充, 更重要的是注明演讲地点、听讲者、记录人以及初刊处。演讲必须考虑听众的趣味及接受能力, 更何况适之先生本就以善解人意著称。所以把天时、地利、人和考虑进来，才能较好地把握演讲者的思路。

《胡适文集》第一卷收录《我的信仰》《四十自述》《胡适口述自传》等, 同时附录了胡适父亲的年谱与日记。这种变通的办法, 我以为是可取的, 因很能显示胡适的「家学渊源」。适之先生成名后，曾多次呼吁经历丰富的长者撰写年谱或自传，对自家日记也极为珍惜。对于理解胡适来说，「自传」固然重要，日记也同样不可或缺。北大版的《胡适文集》没有收入《胡适留学日记》, 我觉得是个很大的遗憾。或许是考虑到全部胡适日记篇幅巨大，整理完成非一日之功, 须另案处理。可我以为《胡适留学日记》（初刊本题为《藏晖室札记》）早已公开刊行, 并产生巨大影响，乃完整的「著述」, 不同于作者生前藏于密室的「日记」。就好像鲁迅、许广平的《两地书》，在著述体例上不同于后人整理的《鲁迅书信集》一样。胡适自己称，之所以公开「留学日记」，就因为「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袒露了「一个中国青年学生五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胡适留学日记·自序》）, 可以供史家研究。既然如此，我主张将其收入《胡适文集》，而不是日后可能整理出版的《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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