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节 蔡元培：恃才傲物的才子们为何唯独服他？（下）（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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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种学说「言之成理」，一味「兼容」，大学将成为千奇百怪无所不有的「杂货铺」，根本无法承担培养高深人才并引导学术进步的责任。作为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其难能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准确判断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并确定或听其自然、或适当支持、或大力提倡的发展战略。设想蔡校长主持校政，只是「一碗水端平」，未免低估了其对于新文化运动的促进作用。

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后，以文科作为推行改革的突破口，对此，史家一般解释为「文科教员中，顽固守旧的人物不少，是北大前进的障碍」（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其实，蔡元培长校以前的北大文科，已有不少主张改革的教员，绝非只是「前进的障碍」。蔡校长此举的深谋远虑，起码可以这样理解：首先，北大以文理两科为中心，理科起步不久，文科则实力雄厚；其次，重点建设理科，所需经费远比改造文科要多得多，非当时窘迫的学校财政所能承担；再次，就对时代思潮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而言，文科无疑更直接，也更有效──假如当初蔡校长首先经营理科，北大不可能两三年内焕然一新，并引领时代潮流;最后一点，也许最重要，也就是，改造文科，是在蔡元培校长本人的兴趣及能力范围之内。

想想当初的调兵遣将，尤其是选聘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刘半农等文科教授，以及办杂志、组团体、改课程、倡美育等，所有影响北大整体面貌的重大举措，都是蔡元培亲自决断。蔡校长对于理科的情况不太熟悉，至于工科和商科，则主张将其转出北大。毫无疑问，蔡元培的执掌北大搜 - 胡#巴%士 - 微信，主要精力集中在文科。值得注意的是，文科的各门知识，蔡先生均曾大致涉猎，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换一个工科、理科出身的人，或只是文科某一专业的顶尖人才出任校长，很难像蔡元培那样准确把握时机，全面出击，一举奠定此后几十年北大的基本格局。

后世的研究者，细数蔡元培在北大所从事的改革，无不惊讶于他的动作幅度之大、推进速度之快，而且大都「一步到位」，从不拖泥带水。此前十多年的教学经验及管理实践以及留学时的深思熟虑，使得蔡元培出长北大后，能够运筹帷幄，指挥若定。除此之外，我还想强调蔡元培极为广泛的学术兴趣。

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游学三年，蔡先生「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传略（上）》）。年近七十时，蔡先生撰写《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

「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喜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

像蔡元培那样热爱知识、手不释卷的政要名流，在现代中国，还能找到一些；但像他那样涉猎众多学科，而且长久保持浓厚兴趣的，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学术兴趣过于广泛，对于专家学者来说，不一定是好事，弄不好变得汗漫无归;而对于大学校长来说，却是一大优势，不这样，如何判断不同思想学说的价值?出于景仰之心，许多追忆蔡先生的文章，论及其学识，多「溢美之辞」。如李济先生在《融会中西学术的大师》中说:

「元培先生在清朝时做到翰林的官，国学根基之好，自然不必提了。而且又到欧洲德、法等国留学，对于西方的科学和学术大势，了如指掌，中西学术的造诣，使他的学问既博大，又精深。」

蔡先生的学问，「博大」是真的，「精深」则未必。出版家王云五同样赞许蔡元培的学识广博，遍及新旧中西、人文社科各领域，并称蔡先生六十五岁生日时，中央研究院同人祝寿:「萃中土文教之精华于身内，泛西方哲思之蔓衍于物外。」（《蔡孑民先生的贡献》）兼及「中土文教」与「西方哲思」，确实是蔡校长的一大特色，不过，更应该赞许的是他的视野广阔，而不是其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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