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节 蔡元培：恃才傲物的才子们为何唯独服他？（上）（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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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不同学说能够被自由表述。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制度性的「兼容并包」，比个人性的「思想自由」，或许更难实现。这才能理解为何蔡元培在《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中论述「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时，往往强调的是「兼容并包」。1945 年 11 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写下一段话，可以跟蔡元培的说法相参照：

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作为大学校长，蔡元培、梅贻琦两位都深深地明白，能否「兼容并包」，对于大学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没有制度性的「兼容并包」作为后盾，无论是吸引大师、专深学术还是独立思考，都根本无法实现。

大学为什么需要兼容并包？鼓励学术创造、便于学生选择、承认真理的相对性等，固然可以算作答案。但是，在蔡元培心目中，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拒绝党派或教会的压制，以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这一思路，与蔡先生游学德国的经历大有关系。

提到大学的相对独立性，蔡元培常常以德国作为佐证。五四运动爆发，蔡校长为抗议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而辞职。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蔡先生说:

「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 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 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

三个月后，在全体师生的强烈要求下，蔡校长回校复职, 其《回任北大校长在全体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词》中说:

「诸君都知道, 德国革命以前是很专制的，但是他的大学是极端的平民主义；他的校长与各科学长，都是每年更迭一次，由教授会公举的......这是何等精神呵！」

以德国教育为参照系, 强调即便政治专制的国家, 大学也有相对的独立与自由。蔡校长的做法，包括组织教授评议会, 鼓励学生开展社团活动，反对党派或政府直接控制校园, 都是力图在制度上保证大学的「平民主义」与「兼容并包」。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 追慕德国大学的独立与自由风气的，并非只有蔡元培一个人。除了留学生的实地考察之外，翻译著作的流行，也是理解德国大学精神的重要途径。191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吉田熊次著, 华文祺等编译的《德国教育之精神》, 对传播德国大学理念, 起过不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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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教育之精神》封面（商务印书馆, 1916）

该书介绍德国大学生平日的自由散漫与关键时刻的爱国激情, 与日后北大学生的行为颇为相似──尽管二者并非直接的师承。书中谈论德国大学「真为自由之神境」, 写道:

德国大学之教育主义，可以自由研究四字尽之。德之学校教育, 本施极严肃之教育, 唯大学则全然不同, 而施无制限之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教授得以己所欲讲者讲之，大学学生亦得学己之所欲学，潜心于己所欲研究之问题，遂以是为学制而公认之。

也就是说，德国大学的教育, 可以用四个字概括：自由研究。

这种教授讲课与学生听课的绝对自由，背后蕴含的是对于学海无涯的理解、对于个体选择的尊重, 以及对于独立思考的推崇。在蔡元培建构北大传统的过程中, 德国大学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曾发挥了很大作用。制度是由人建立起来的, 同样借鉴德国学制，清廷看中的是它的「保帝国之统一」（《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蔡元培欣赏的却是保证教授与学生「自由研究」。几乎所有关于蔡氏教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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