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节 蔡元培：恃才傲物的才子们为何唯独服他？（上）（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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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1868—1940）之所以值得不断追怀，是因为他一举奠定了北京大学的基本品格。百年中国，出现过无数英雄豪杰，但要讲对于北大的深刻影响，至今没有谁可以与蔡校长比肩。时至今日，蔡元培对北大的贡献，几乎成为一个「神话」──个人的学识才情与时代的要求配合得竟然如此默契，这是千载难求，不可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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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

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在 1930 年为《教育大辞书》而撰写的《大学教育》一文中，已得到系统的表述；至于其实现程度，则不妨参照 1919 年自撰的《传略（上）》。有趣的是，二者均以「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中心来展开论述。

在《大学教育》中，蔡先生强调大学生大多数都能自己管理自己，学校不妨放任一些，这才是大学与中学的根本区别。有两个判断是互相依存的，哪两个判断呢？也就是说，既然学生有判断是非的能力，大学因而不该垄断思想；大学鼓励自由思考，学生因而得以独立判断。

蔡元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唯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这是个很简单的命题，可真正实行起来，却不容易。因这命题牵涉现代教育的目的、民族国家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控制等，绝非只是校园里湖面上随意泛起的涟漪。就像蔡先生说的，之所以允许「两相反对之学说」并存，除了信任大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更包括对于正常的学术竞争与思想激荡的理解。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并置多种学说，允许学生「比较而选择」，把这个作为大学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因为对传统中国思想缺陷的思考。

在 1919 年 8 月所写的《传略（上）》中，蔡校长迅速把他治理北大的经验理论化，在张扬他的大学理念的同时，表达了他的宏大理想，也就是改造传统中国思想界趋向于「定于一尊」的思维方式，他写道：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

同样是强调「兼容并包」，上面提及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与《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略有区别。《〈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讲的是「兼容」不同学术流派，如哲学的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的写实派与理想派、伦理学的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的乐天观与厌世观；《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则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张，也就是大学教员以学术造诣为主，并不限制他们的校外活动。

而蔡元培也提到：「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对于意见不同的人，惩罚得轻，就逐出教席，惩罚得重就消灭肉体。如今，借助于引进西方的大学体制，蔡先生希望建立得以自由思想的「安全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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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赛尔·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

借用英国哲学家、政治理论家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兼容并包」是一种「消极自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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