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 节 钱穆：学术声誉与社会名气可否兼得？（下）（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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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著作角度批评钱著《中国文学史》，明显牛头不对马嘴；人家本就是课程讲授笔记，不可能有多少创见与新知。只有将此书还原到 1955 年新亚书院的课堂，才能准确判断其得失。十年前我曾撰写《「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谈及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黄侃、汪辟疆、沈从文、顾随、钱穆、台静农等人的文学课堂，特别提及新亚书院的课程设置中，「文章」占很大比重，而且由院长亲自担任；「钱穆做出这一选择，或许有师资力量或学生趣味的考虑，但起码是对自家的文学修养很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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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1895-1990）

为何要关注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晚清以降的中国大学，总的趋势是重『学问』而轻『教学』。学问好但不会讲课的，如刘师培，问题不大；反过来，很会讲课但极少著述的，如罗庸，可就大大吃亏了。当初声名远扬，时过境迁，很容易被遗忘」。上过大学的人都明白，那些曾经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是多么值得怀念。可惜的是，「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

阅读钱著《中国文学史》，越发坚定我的这一想法。钱穆对于「中国文学」的阅读、欣赏与研究，属于业余性质，不合适放在学术史上论述；但钱穆对于课堂的把握，对于学生心理的了解以及演讲技巧的娴熟，值得我们关注。50 年代以降，钱穆的大部分著作，其实都是根据演讲整理而成。演讲而成书，即便学术深度不够，也自有其独特魅力。问题在于，不是所有演讲或课堂都值得转化成文字并广泛传播的，必须是名家、好课、善整理，方才可能珠联璧合，成就一册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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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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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朝华出版社，2018）

最佳状态是，演讲者口吐莲花，整理者配合默契，最后再由作者本人修订增补，亲自授权出版。这样的书，学界一般将其视同本人著作，如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在《中国文学史》的跋中，叶龙提到：「记得早年笔者曾整理钱先生所讲《中国历史研究法》，此稿经钱先生修订后出版，其中有删改润饰，亦有增添，甚至有加入一整段的。」所以很可惜，钱著《中国文学史》没有这样的机缘。

没能由作者亲自修订，但其学术价值依旧得到学界认可的，也自有不少，比如曹聚仁笔录的章太炎《国学概论》、罗常培笔录的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以及叶嘉莹笔录的顾随《庵诗话》，一般都认为可信度很高，可作为本人见解引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记录者必须符合以下四条件：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没有方言方面的障碍（如章太炎）；写字较快甚至受过速记专业训练（如罗常培）；整理态度极为虔诚（如叶龙）。

作为中国文学专业的本科生，叶龙多次听钱穆讲课，自称完全听得懂他的无锡口音，加上「自创草书，笔录较快」，当初钱穆查阅学生笔记时曾表示认可，假如那时整理成书，叶龙说「很可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