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节 章太炎：有思想的学问家如何在辩论中技高一筹？（下）（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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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继续跟大家谈谈章太炎这位「有思想的学问家」，了解他的独行侠气质，以及否定性的思维特征，看看他是如何在众多政治论辩中技高一筹的。

谈论章太炎的学术思想不容易，因为他糅合百家而又自成宗派，思想资料和学术渊源颇为复杂，而且不同时期所吸收、所推崇的，又很不一致。不过，大致而言，根据我们上一节谈他的两次入狱经历和思想转变，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形成，先后可分为三个层次：古今文之争、中西学之辨和儒道释的调适。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不是在一种平静状态下接受某一思想或学术观念的，而始终是坚持「依自不依他」的独立意识，在争辩中、在对抗中，选择取舍、融会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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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治学讲求自得，既反对拘泥古制不知变通，也反对媚外。评判历代学术，章太炎的重要标尺就是能否「独立自得」。而对西方学术，章太炎从来都是以我为主，不为所拘，有时甚至故显倨傲，言辞刻薄；但另一方面，章太炎其实颇为善于向学术上的对手学习，借助论争激发灵感，完善自家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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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国故论衡》（中华书局，2015）

20 世纪 20 年代，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有一段自白，很能表明这种治学风格：

「我们更可知学术的进步，是靠着争辩，双方反对愈激烈，收效愈增大。我在日本主《民报》笔政，梁启超主《新民丛报》笔政，双方为国体问题辩论得很激烈，很有声色；后来《新民丛报》停版，我们也就搁笔。」

至于为了匡正时论，故作惊人之语，在章太炎也不稀奇，1906 年，章太炎写下对新文化运动影响甚大的《诸子学略说》，批评儒家「以富贵利禄为心」；十六年后，他表示忏悔，并解释当时立论是因为「深恶（康）长素孔教之说，遂至激而诋孔」。这种解释并不是无稽之谈，章太炎好多轰动一时的惊人之论是服务于当时的政治论争的。李泽厚在《章太炎剖析》中称章太炎的「广阔评述」是属于「半政治半学术」，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正因为如此，对章太炎的分析评判，不能限于字面所述事实或所依学理，更得考虑其特定语境和潜在的对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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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学略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章太炎对康有为借公羊学倡改制的良苦用心其实颇有领悟，只是对其论学诡怪恣肆主观武断始终不以为然。早年为了「以革政挽革命」，章太炎曾应邀与康有为门下弟子共事，可「论及学派，辄如冰炭」，也就是谈到学派的时候，就像水火不容了；只是因为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章太炎才没有公开批评康氏学说。戊戌政变后，章太炎甚至针对世人对康有为的攻击，挺身而出为其辩护，并自认与康氏「论学虽殊，而行谊、政术自合也」，也就是说学术见解虽然不同，但是品行道义、政治见解是相合的。

只是到 1900 年解辫发主排满以后，政治上与康、梁等君主立宪派分道扬镳，章太炎才多次写文章痛斥谴责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康有为立说过于武断，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也承认自己的师傅「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这种治学方法，与作为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所标榜的「求是」精神大相径庭。再加上政见歧异，所以章太炎对康有为热讽冷嘲不遗余力。这么一来，章太炎也就难得平心体会康氏立说的长处，也是难免的。

在今古文之争中，章太炎无疑是站在古文经学一边；而在中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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