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节 康有为：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如何跻身主流？（上）（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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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呢？不同于今人所理解的作为学科分类的文史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学肩负着国家意识形态权威阐释的重任。不同学派对「经」的解释不同，可推导出一系列政治决策，故经学既是「学」，也是「政」。梁启超所标榜的「为经学而治经学」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呢？只有在经学的权威已经失落、科举制度已经取消、学校也由培养「王者师」转为训练专家学者，才可能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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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 1920 年，对「学术」的理解，尤其是对今文经学的批评，明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经学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从政者谈经与治学者说经，毕竟还是大有区别的。从政者谈经，讲求服务于一时一地的政治决策，治学者说经，必须遵循相对独立的学术理路。治经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思潮或政治集团的影响，但学者之追求实事求是或希望经世致用，还是对其学术风格起决定性的影响。最明显的是晚清的今古文之争。

今古文之争是什么呢？说简单点, 古文经学将孔子视为史学家, 六经皆史，史的问题可以通过名物训诂来解决，有是也有非，学界自有公论。今文经学将孔子视为政治家, 重在发掘其文字符号后面的微言大义。对于「微言大义」, 文字训诂基本不起作用，重要的是解释框架。而且，义理之是非，往往一时无法公断。借用章太炎《诸子学略说》的思路, 一是史学研究, 一是哲学阐释，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立场。

问题在于, 单是阐释义理，不足以服人, 于是康有为也讲考据。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和「孔子改制」, 都是对事实的求证，而不是对义理的阐发。既然讲考据，就必须遵循考据的理路。批评康有为的人多从这里入手。考据的确不是康有为所擅长的，像康有为这样目光如炬的思想家, 作考据往往主题先行, 然后循环论证。例如, 为了证明六经都是孔子所作, 康有为是这样立说的：孔子为教主, 为神明圣主, 故必然作六经；如不作六经，孔子仅为后世的贤士大夫, 不成其为教主；只有知道六经确为孔子所作, 用康有为的话说, 「然后孔子之为大圣，为教主，范围万世而独尊者乃可明也」(《孔子改制考》卷十)。康有为这样循环论证，更多的是借助于信仰而不是学理，难怪考据家大不以为然。

钱穆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提到, 康有为之最大贡献在于力反乾嘉以来之考据崇拜，而是讲求义理, 另辟蹊径；可惜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等仍从考据而来, 与自己的宗旨不合。而用考据来治经，不是康有为所能胜任的, 因其「皆先立一见，然后搅扰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

对康有为的指责，钱穆不是第一个。那么如何理解这种争议？在下一节中，我会继续分析这一问题, 以及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康有为，相比于作为学者的康有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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