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 节 康有为：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如何跻身主流？（上）（1 / 2）

《第 11 节 康有为：敢于「胡思乱想」的「异端」如何跻身主流？（上）》转载请注明来源：369小说网(369book.cc)

三十多年前，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念书。校园在珠江边，原是岭南大学旧址，红墙碧瓦，掩映在南国特有的大榕树的绿荫中。位于校园中轴线的小礼堂、大草坪、孙中山铜像、惺亭、喷水池尤其充满魅力，是晚饭后散步的最佳去处。小礼堂上刻着的孙中山题词「学生们要做大事，不要当大官」，常是朋友聊天的好话题。

1995 年春天回母校访问，发现题词没了，大概是为了恢复那座小礼堂原先的风韵吧？我当时有点怅然若失。政、学分家，「读书」不是为了「做官」，这是晚清不少有识之士的共同见解，起码章太炎、蔡元培、严复、梁启超、吴稚晖等都有过明确的表述。

真正使得中国读书人转变观念的，是西方教育制度的引进以及科举制度的退出历史舞台。只是作为政治家以及近代知识者的孙中山，在教诲学生走专业化道路的时候，不曾说清一点：有些「大事」，只有「大官」能做。尤其是安邦定国、或者说政权建设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中心时，不当官的读书人，可以「立德」「立言」，却很难真正「立功」。

读书人由士大夫变为专家学者，这一大趋势，使得其经世致用的可能性日趋缩小。最后一个成功的「王者师」，大概得推康有为。

https://pic4.zhimg.com/v2-ee3201465fcf05eb176f8d1facce7e9b.png

▲康有为（1858-1927）

读康有为七上清帝书，以及百日维新期间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领域除旧布新的三十七封奏折，实在是「不亦快哉」！晚清志士呼吁变法，往往从废八股、开学堂以育人才开篇。康有为大约三分之一的奏折，集中攻击科举取士的弊端，主张引进西学以改良中国的教育及官僚体制。

康有为这一努力的结果，竟然使得读书人再也无法重温「为王者师」的旧梦了，这大概是康氏等所始料不及的。此后还会有人上书献策，但设想最高当局接纳「王者师」的「耳提面命」，并改变他的大政方针，几乎是痴人说梦。现代的政治家自有主张，不需要学者来发布预言，更不能允许学者们说所谓的「蛊惑人心」的话。想想胡适献《淮南王书》，以及胡风的十万言建议，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所谓的「免于追究」他们的「狂妄自大」。

在某种意义上说，「学生们」的「不要当大官」，很大程度是「不能，非不为也」。政、学分途，并非是每个读书人都愿意接受的事实。这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主张「学术独立」的学者，摇身一变，甚至比官员还要「官员」。

https://pic3.zhimg.com/v2-1d8b2ebb2634a9da489558b9c0a9575c.png

▲梁启超（1873-1929）

谈论现代中国学术，很难绕开康有为。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称 20 世纪新中国史开卷第一页，「必称述先生之精神事业」，梁启超提到的康有为的「精神事业」，主要体现为政治思想，也包括教育与学术。在我看来，康有为的学术贡献，集中体现在疑经辨伪、托古改制以及以经术作政论。疑经辨伪、托古改制为学术思路，以经术作政论则是治学方法。但康有为的思路与方法，其实大有关联，都可看作清末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

晚清今文经学如何兴起的呢？一受国势衰微刺激，一为汉学专制反弹，由于梁启超、钱穆、侯外庐再三强调，当时的国人对此都很熟知。从龚自珍、魏源以下的今文经学家，与「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的庄存与、刘逢禄辈尚有不同，就在于其表面谈论的是经术之是非，骨子里关注的却是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大势。康有为将这一治学路数推到极端，对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有所评价：

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经学」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