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 节 结束语（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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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的故事要告一段落了。

在这些故事的叙述即将告一段落之前，我再给大家讲讲我父亲李正平的「后来」。

我的父亲一辈子都不满足于现状，我这么能「折腾」，最终走上从政之路，恐怕也是遗传自他吧。

 正如我第一章所说，在我的孩提时期，父亲是一位对外正颜厉色，对内和颜悦色的人。但是，由于过于热爱他的工作，导致他对家庭成员们似乎并没有倾注太多的关爱。在我即将步入小学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我在家很少见到父亲，也很少叫「爸爸」，以至于偶尔父亲回来时，我竟然还会错叫成「妈妈」。

父亲除了朝天开了两枪以外，与「打砸抢」等刑事案件统统无关，因此在结束了一年半的牢狱生活后，得到了平反。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逝世，举国上下放声痛哭，仿佛世界末日一般。当时我所在的湘潭市歌舞剧团的团员们也无一例外，大家在每天清晨的集会上都会默哀。第二年 10 月，江青等「四人帮」被逮捕，文革也终于结束。

然而，父亲却遭到了供职学校的非法监禁。之后迎接他的日子是，白天由监视人员监督清扫校园，晚上被拖到批斗会上批斗，批斗完再关进校舍三楼的教室里。三个月后，父亲突然消失了。警察来到我的住处进行搜查，但我完全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砸破玻璃，把床单撕裂捆成绳子从三楼逃跑了。当时，学校正门 24 小时有人监视，想必一定有人从外部接应父亲。在逃跑的 4 个月后，父亲在湖南的远亲家里被发现后，又被带回了学校。但是这次，仅仅过了半个月父亲便被释放，平安无事地回了家。

 在外逃窜了四个月的父亲为什么短短半个月就能回家？我不得而知。

 1978 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父亲也恢复了教师资格。但是，他决定不再以教师的身份返校，而是自己创办学校。在历尽千辛万苦以后，父亲于 1981 年开办了湖南芙蓉文艺学院，也发行了报纸，原本打算将自己对于文革的反思在报纸上连载，但遗憾的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学校就宣布倒闭，报纸也被迫停刊。

 就这样，父亲成了不得志之人。

  1983 年 11 月，母亲走了，年仅 58 岁。母亲去世不久，我决定离开长沙前往深圳。父亲的性格始终是「不满于现状」，于是他去了很早便享誉全国的长沙市书籍报刊批发市场，成为一名图书经销商。

 改革开放后，大量的外国小说和世界名著涌入中国。文革时期被列为「禁书」的古典文学作品也相继重新发行出版。中国人对知识和书籍的渴望超出人们想象，而父亲在这一点上的确很有先见之明。凭借特有的判断力和行动力，那时他和新任妻子戮力同心，赚到了相当一笔收入。父亲实践了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论」, 成为最早获利的「万元户」之一。

虽然当年是个「万元户」, 但还没有富裕到能在家里拉电话线装上电话。当时我远在日本, 为了能够听到父亲的声音, 我把打工攒下来的 20 万日元作为礼物寄回了家，因此家里终于安上了电话，我也能够在父亲在世的最后五年里听到他的声音。

 1992 年 3 月, 东京 MODE 学园进入春假, 为了探望父亲，我回到了家乡。彼时我已经和第二任妻子离婚，新交往了一个漂亮的上海女朋友。为了让父亲少些牵挂，我打算带她一起回家。

 然而，她也是来日后第一次回国，称不想去长沙，于是一直待在上海老家。无奈之下，我便只身一人从上海飞往成都，和父亲在成都住了两天。至于为何不是长沙而是成都, 是因为晚年的父亲选择在四川名山峨眉山皈依, 他似乎已经厌倦了浮世的繁华。

 这次成都之行也成了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当我回到东京一个月后的 5 月 7 日，父亲因脑溢血病逝，享年 63 岁。

 我在歌舞伎町一番街的公用电话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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