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9章 解围制胜旦暮间（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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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尚书王之臣不同意调张凤翼的兵马，随覆奏报：“抚臣志在决战，方略凿凿，皆有纪律，相应允从。但各臣俱宜移镇，惟保定抚臣张凤翼似不必移以骇听闻。余兵听酌量调发，且行兵之际，非重赉无以示劝，臣部业解冏寺银五千两，恐不足用，乞户部速发十万两解赴宁远。至贵英哈等联合诸营矢志杀贼，抚臣宜如其赏格，所利中国不小。即不然，亦当不为彼用也。

天启皇帝也认为张凤翼的兵马不必调动：”这调发镇协标壮、移驻各镇督抚、联结西虏接应、犒赏行粮一切，俱如宁远抚臣议，作速发行。惟张凤翼不必移驻，着宣、大兵马移扎蓟镇以资防守，批吭捣虚，不战而胜则大善。至于见可而进，虑胜而会，借一之中，关宁亦可保万分无虞。封疆事重，该抚倍加精审，以副朕倚仗至怀。“

蓟辽总督阎鸣泰虽然是袁崇焕的好基友，可他提出的这个决战计划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个时侯，不能不站来说话了，于是他上奏皇上曰：“臣见辽东巡抚疏云‘拼此三万五千人以殉敌，且请自行劲后’。嗟嗟！此何等事，而可付之一拼哉？奴夙知兵，今又屡战屡胜，熟于用兵。忆当年剿事初举时，以杜松之勇、刘綎之智、贺世贤之刚，以及纠合西北数十年蓄养之精锐，都未免败北（萨尔浒之役）。今日将略视昔何如？兵力视昔何如？当年以三大征全胜之力，持新磨之刀枪，全军覆没，今我以强弩之末，逆奴乘胜之刀锋，其有幸乎？”

阎鸣泰认为现在不是“犁庭扫穴”的好时机，也没到袁崇焕出马的地步：“且宁抚前疏曰责之赴战，力所未能，而又欲决一死战，是明知而明不惜弃之矣。我军的精兵宿将已尽在此三万五千人之中，如果拼光了，上何处再去调这样的兵力来救援乎？今天下以榆关为安危，榆关以宁远为安危，宁远又以抚臣为安危，抚臣必不可离宁远一步，而解围之役宜专责成大帅，解围制胜当在旦暮间。臣所忧虑的是兵多而不整，将多而无谋，人多而权分，力多而势分。辽东巡抚若能把这四者协调解决的话，就是‘犁庭扫穴’都可以，岂独在于锦州解围乎？抚臣所担者一辽，臣所担者兼蓟，左顾右盼，一重门限，独握其权。如曰臣自为计，则半生虎口，几度龙沙，介马而驰，当先宁抚而负弩矣！”

天启皇帝知道袁崇焕乃是一届书生，所以对于亲自上阵这件事，倒不是很看重，重要的是宁远不能丢曰：“督、抚移镇之事，昨已有旨。今报称喜峰、桃林二口亦有紧急敌情，遵化巡抚闻警往西赶去，则督臣亦难轻离重地，宜仍旧驻劄关门。其调发兵将俱遵前旨，听宁远巡抚袁崇焕相机决胜。保定兵马着王继速领赴往关门，不必暂驻三屯营。袁崇焕还在宁镇居中调度，另选健将以为后劲，若见可而进，他必欲身在行伍中间者，则着道臣毕自肃用心料理宁远城守，总期借中不失万全。这封奏本兵部作速酌议具覆。”

兵部尚书王之臣随覆：”抚臣袁崇焕之奇着，也是险着也，以不拼死而围不可解也；督臣之疏，正着也，亦稳着也，恐徒拚死而围终不可解也。为今之计，急以解围为主，而解围之计，专以责成大帅为主。况贼在连山等处，去宁远不过三五十里，大兵一出，即接贼垒，何呼吸之不可通，而必身在行间？即榆关重地，抚绥弹压，何可一日无人？则督抚阎鸣泰仍旧驻扎关门，亦相时度势，不容再计也。”

天启皇帝看到王之臣、阎鸣泰都这么说，心里也有底了，诏曰：“援锦之役，责成三帅，宁远巡抚只宜在镇居中调度，战守兼筹，不必身在行伍间，该部说的是；督臣、蓟抚仍旧驻札，不必移镇；各镇兵马云集关门，该部解发粮草，务期接济；各镇饷司多方措给月饷，以便星驰。余俱有旨了，作速依旨行。”

天启皇帝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否定了袁崇焕这个“异想天开”、“孤注一掷”的进攻方案，是明军能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率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众台吉、每旗副将一员、并护军营共三千兵，往宁远一带迎击明兵，胡子睿认为皇太极在锦州坚城没有攻下之时，率大军前往攻击另一座坚城--宁远，是此次战役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天启皇帝选择了正确的战争方略，皇太极则错误地选择同时与宁远、锦州两面作战，胜负的天平已经向明朝的方面倾斜了。

五月二十八日晨，建虏进略宁远，欲困其城。至宁远北冈，见大明游击二员率步兵一千二百余人掘壕，以车为营，布列枪炮以待。皇太极率诸贝勒从军士，面宁远城列阵。令满洲行营兵，蒙古兵攻其步卒等。将明军击攻尽斩之，虽然建虏并不惧怕车营战法，虽然这二名游击、士兵们没有留下他们的姓名，然而，这一战，面对皇太极亲率的八旗，面对敌众我寡的恶劣局面，他们仍然敢于亮剑，无一人逃跑，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仍然值得后人敬仰。

山海总兵满桂以锦州被困，急救如焚，会同杨总兵、抚院袁、宁前道毕副使，计议进剿。拟定二十八日发兵整队，鼓勇前进间，忽报奴贼执打五色标旗，于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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