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牛僧孺和李德裕（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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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三：众允，悔亡。

众人认可，悔恨消失。

唐文宗李昂（809年11月－840年2月）是一个被历史低估了的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得到了朝野上下的认可。如果不是朝廷已积弊难返，他也许应该有更大的作为。

唐文宗是唐穆宗的第二个儿子，与父兄相比，他出乎意外的不好女色而反对奢靡，厉行节约而善于纳谏。唐文宗的厉行节约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他登基以后，立刻外放宫女三千人，又裁减宫廷教坊乐工、翰林术士一千二百七十余人。不仅如此，他还敕令放生了五坊豢养的鹰犬，并要求各地停止进贡珍奇宝物。

唐宫五坊大约起始于武则天年间，设雕、鹘、鹞、鹰、狗五坊以供皇帝狩猎之用。饲养这些鹰犬开销本已不小，而负责喂养他们的饲养员还会仗势欺人，借机敛财，被人恶称为“五坊小儿”。

五坊小儿们经常借着训练之名，带着鹰犬来到长安市郊。他们无官无职，但所过之处，当地官员都会奉若上宾，赠以厚礼。很难说这些官员究竟是出于公心还是私心，他们若是不破财消灾，这些小儿们就会闹事。

最常用的一种闹事方式，是打开捕鸟网挡在百姓家门口或是盖住水井口，美其名曰捕鸟。老百姓若是出门或打水时碰到了网，小儿们就找到了碰瓷的理由，说他们惊动了献给圣上的鸟。老百姓要么乖乖的赔钱，要么挨一顿毒打。

取缔如此玩物丧志的机构，当然大快人心。

为革除奢靡之风，唐文宗发布诏令《申禁车服第宅逾侈敕》，强调“俭以足用，令出惟行”，并着尚书省颁行《准敕详度诸司制度条件》，从服饰、车马、导从、住房、器用等多个方面形成制度，令百官遵行。

唐文宗不仅厉行节俭还善于纳谏。

有一次，君臣在朝会上聊起了西汉文帝勤俭治国的故事。唐文宗一时兴起，举起袖子说，示意他这件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

对于皇帝来说，一件衣服洗过三次，便足可得意地自以为节俭。果然，贫穷会限制平民百姓的想象力。

时至今日，我们偶尔在某件衣服的标签上见到这样的标志：不可水洗，不可干洗。不禁大为好奇，这件衣服应该怎么洗呢？

标准答案是：一次性消耗品，不需要洗。

皇帝的服装大致也是如此。

大臣们心领神会，纷纷翘起大拇指称诵圣上英明，只有翰林学士柳公权沉默不语。

唐文宗感到奇怪，于是专门留下柳公权，问他为什么不说话？

柳公权回答说：“任用贤能，黜退奸佞，听取忠言，赏罚分明，这是为君大节。至于穿的衣服洗过几次，不过是小节，无足挂齿。”

唐文宗闻言不怒反喜。他认为柳公权有谏臣风度，于是命他以翰林学士之职，兼谏议大夫，知制诰，负责撰写诏书，同时谏诤皇帝。

显然，唐文宗是一个很有抱负的皇帝，一心重振大唐雄风。但是摆在他面前的有三座大山需要：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和牛李党争。

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早已成了沉疴难除的痼疾，而牛李党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隋唐时期，科举制的兴起为寒门士子撕开了一条鲤鱼跃龙门的通道。越来越多的庶族平民凭借寒窗苦读跻身仕途，大大动摇了门阀政治的根基。

然而，以血缘关系维系的高门望族虽然影响力不再，以师生关系或共同利益维系的朋党却又应运而生。这种抛弃血缘关系和门第观念而组成的朋党，其根系比当年的门阀士族还要来得更加深厚。

不甘没落的士族豪强与朝气勃发的寒门俊彦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朋党之争由此渐渐形成。

唐顺宗时期，由王叔文、王伾等人主导发起的永贞革新，就是寒门新贵向宦官和士族发起的一次大清洗，结果兵败垂成，导致产生了二王八司马事件。

从此之后，唐朝的朋党之争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宦官高高在上，超脱党争而自成一派，朝官们则在宦官的支持和鼓励下形成了牛李党争。

朝官们抱成一团都搞不赢宦官，现在分成两派自相残杀，整体实力自然更加不如。只不过，此时的官僚集团已经不把宦官当成对手，而是当成左右胜负的裁判了。

严格意义上来说，牛李党争始于唐宪宗时期，初时牛党得势。到唐文宗的时候，两党实力趋于均衡，党争趋于激烈。李党在党魁李德裕的强势发挥下，渐渐取得优势。

李德裕（787年－850年）是唐朝宰相李吉甫的第二个儿子。他在唐宪宗时期入仕，因父荫而仕途平顺，短短数年便已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他与同为翰林学士的李绅、元稹都以文才着称，时称三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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