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农商皆是国本（1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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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华阳说道：“强兵的问题还有很多，提高士兵饷银只是其中一项，以后朕还会有更多的措施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强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个以后再说，师父身居高位多年，想必早就想过如何解决百姓富足的问题，就请师父讲解一二吧。”

文天祥放下筷子说道：“富国之道，首在富民，富民之道，首在富农，只有农民富足了，粮食丰收了，国家仓廪实，自然就富强了，昔日商鞅变法，二十年内使秦国崛起与东方六国，正是奖励耕战，重农抑商，使秦国的国力超越东方六国，最终统一天下，汉朝建立后，汉文帝、汉景帝同样采用重农抑商，支持农业发展，最终创造了文景之治，为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同样重农抑商，创造了有名的开皇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同样采用重农抑商政策，使大唐迅速安定下来，仅用数年时间，打败突厥，成为天可汗，并创造了贞观之治，这些明君之所以创造盛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农抑商，所以我大宋要想光复中原，应效仿这几位明君，采用重农抑商政策，迅速发展农业，使国家府库迅速充实起来。”

王华阳听着文天祥的话，想着如何辩驳。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必然为经济形态所决定，重农抑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

在中国漫漫两千年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总是与历史相随相伴的。它产生于封建制度产生巩固的春秋战国，发展于封建制度兴盛的秦汉，之后便被后面的朝代继承，中古时代的中国是和波斯，缅甸，印度，埃及相似的东方专制封建农业帝国。

历代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中国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重农抑商”政策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地主官僚集团也因疯狂兼并土地而更加腐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自15、16世纪始，在一些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当时统治者对这一新事物极端恐惧，采取各种措施加以摧残。虽然西方商品经济在中世纪也遭过同样破坏，但当时多元社会、政治、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仍得以顽强发展，古代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交换和商业活动的存在和发展受到很大限约，商业贸易活动必须隶属于自然经济体制。

清初，统治者对东南沿海萌芽的资本主义和一度兴起的“工商皆本”、“农商皆本”启蒙思想，不置可否，正当清政府下禁海令和限制矿冶业时，西方各国海上贸易蓬勃发展。统治者完全不了解外部形势，妄图追求海疆平安无事，传统自给自足经济、重农主义，又使清政府认识不到外贸的重要性。

中国封建统治者极力破坏社会赖以前进的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形成，固守“重农抑商”政策，致使刚刚萌芽的资本主义经济未得到发展，使中国错失发展资本主义良机。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自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迅速席卷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特别是18世纪资本主义工商业革命，加速、刺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

重农抑商在封建社会早起确实起到了稳定国家，积蓄民力的作用，但是农业的产值是有限的，要想获得更大的财富，必须要发展商业。

王华阳示意太监将碗筷收走，接过漱口水输了漱口，并接过毛巾擦洗过双手。

王华阳慢慢的说道：“师父，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毕竟有句古话叫做“无农不稳”吗，农业丰收，农民就能稳定，农民不造反，国家就能发展，但是咱们现在处在的时代和地方不一样，昔日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使关中八百里秦川成为大秦的粮仓，秦国百姓有了粮食，自然参军的热情高涨，但是您别忘了，秦国自己重视农业，并不是因为商业不需要，相反，秦国拿出自己的物产与东方六国进行交易，保证自己需要的战略物资都能够买到，如今，大宋偏安海外，自身物产有限，单纯的发展农业，仅能保证百姓温饱，不能解决百姓更高水平的生活要求，农业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商业才能发展经历。”

文天祥说道：“皇上，您说的这些三百年前王安石太傅曾经推行过，确实成效显着，王安石变法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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