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2章 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2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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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监督”的基础上，承袭和延续了《试行组织条例》中“对刑事案件实行侦查”的立法语言，这也标志着新中国检察侦查体制的基本确立。1956年3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是检察侦查制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这次会议将侦查工作确定为了检察业务的建设重点和当年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检察侦查工作的建设进入了新阶段。随后举行的全国侦查工作会议中，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时英突出强调了检察侦查权的重要时代意义，他指出“健全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不仅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同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了《各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试行程序》，该文件对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从提起刑事案件、侦查、侦查终结三个方面作了系统设计和明确规定。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该文件的说明中，可以发现起步初期检察侦查工作法制化程度是较为薄弱的，“部分侦查工作人员对待这一工作抱着消极态度”，他们认为“过去没有程序也办了案，而且办的快”“侦查程序仅是一些文书格式”，由此该文件出台的目的是在“‘合法敏捷’地向犯罪份子进行斗争”的同时“更加确切地遵守国家法制”。检察机关侦查案件受理范围也为随后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受理刑事案件的临时办法（初稿）》所明确，主要是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而一般刑事犯罪的管辖权则属于公安机关。

好景不长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始，检察机关自行侦查范围不断收缩。1962年，两高一部发布了《关于公、检、法三机关受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试行规定》，检察侦查范围被缩减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基层干部和企业职工中的贪污、侵吞公共财产、侵犯人身权利等犯罪。文化大革命时期，包括检察侦查在内的全部检察职能被群众专政指挥部、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和人民革命委员会保卫组取代行使。最后，“七五宪法”确定将“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至此检察机关已被事实撤销，检察侦查活动也随之归于沉寂。

（二）扶摇直上：检察侦查制度走向辉煌（1978-1996）

1978年的春天，乍暖还寒，“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承前启后、拨乱反正特质的“七八宪法”出台，人民检察制度得以恢复与重建。次年，我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出台，该法第13条明确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紧接着通过的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再次对这一权力进行了立法确认。在第七次检察工作会议关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立法讨论中，是否为检察机关配置自行侦查权实际有两种不同声音：否定意见认为检察侦查“既无人力，也无设备，实际搞不起来”，持赞成意见者则在肯定检察侦查必要性的同时，主张“‘直接受理的案件’的范围和界限要明确划分，以免与公安机关分工不清”。最后，正式颁布生效的法律还是将检察侦查权保留了下来，这充分说明了立法者和当局对检察侦查工作的积极作用持肯定态度。

此外，在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订中，此前检察机关“一般监督”的定位为“法律监督”所取代，随后“法律监督机关”定位被“八二宪法”所确认而延续至今。值得揣摩的是，在“五四宪法”到“七八宪法”之间“一般监督”周期内，检察机关并未开展大范围的刑事侦查。相反，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两法出台到“八二宪法”正式出场，检察侦查范围却并未受制于宪法文义上监督范围的收窄，侦查权限反而因为机动侦查权的获取而不降反增，进而呈现出一种监督和侦查的“非对称性”局面。事实上，检察系统内部对此形势早已有着非常清晰的自省和认知，即检察侦查工作“不能完全不做，但是也不能多做。所谓‘不能完全不做’，是因为：在法律上检察机关有这个职权；事实上，也有一些案件，公安、法院没有管，需要检察机关直接受理；而且党委有时交办一些案件，群众也直接向我们控告一些案件，检察机关不管是不对的”，而“所谓‘不能多做’，是由于“‘自行侦查’搞多了，势必影响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能”。随着1979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出台，在摆脱了“一般监督”这一历史桎梏后，这一时期立法者之所以赋予检察机关较为能动的侦查权，其目的在于保证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权威，确保检察机关具备充分手段与条件行使检察权，以完成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正确实施。

此时，检察侦查权并未被视为一项独立的检察职能。以经济检察为例，对于经济犯罪，检察机关实行的是由侦到捕再到诉的“一条龙”办案模式。在此种情形下，包括侦查在内的各项检察职能实际统一到了“法律监督”整体过程中。1989年全国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局在广东省检挂牌，首次实行侦查、批捕、起诉分开的制度，自此全国各级检察院侦查部门不再自行决定逮捕和起诉，从而实现了检察机关内部侦查职能与非侦查职能的严格区分，检察侦查职能开始实现独立化，这也是检察侦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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