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零五章 宠冠后宫——郑氏（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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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孳孳图治，每未明而求衣；尔肃肃在公，辄宣劳于视夜”。

贵妃郑氏生皇第三子朱常洵，进封皇贵妃，因皇长子之母王恭妃不得进封，且神宗一直拖延册立太子，朝臣疑心郑贵妃图谋立自己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便争言立储，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攻击朝政，神宗概置不问。前后争吵长达十五年，使得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明神宗身心交瘁、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疏》，对明神宗进行批评、劝诫，使明神宗大为光火。神宗于毓德宫召见辅臣申时行等人，对于疏中“溺爱郑氏，偏宠贵妃”的指责做出了解释，说“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小心侍奉勤劳”。在申时行再次提及立储之事时，明神宗又主动替郑皇贵妃做出解释，称“郑妃再三陈请”，只是自己认为长子犹弱，欲等其健壮再行册立之事。国本一事，事关重大，在有太后、皇后的情况下，本不应由郑氏这个皇贵妃向皇帝屡屡进言，故大臣们对明神宗的解释并不信服，认为这不过是皇帝在为自己因爱偏废，不愿册立长子的行为而欲盖弥彰，且希望借此为郑皇贵妃博取好名声而做出的努力。

郑皇贵妃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岳庙祈福立碑，碑文由武英殿大学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王锡爵亲自撰写，但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在碑文中竟出现了“皇三太子”的称谓。在东岳泰山与国本相关的几个碑刻中，王锡爵撰写的《东岳庙碑》是最早出现“皇三太子”称号的碑，这也是最早称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的历史记录。

乾清宫、坤宁宫被大火烧毁，明神宗先是移居毓德宫，后移居启祥宫，王皇后随之亦居住于启祥宫，但“中宫不复得时奉晏闲，惟翊坤宫郑皇贵妃及其他宠嫔侍左右”。皇后与皇帝同住于一宫，但是依然不得相见的情形，使得京中流言遍起，盛传中宫久病，侍卫不过数人，膳食服御，俱为明神宗裁减大半，王皇后渐渐抑郁成疾，大臣们怀疑，明神宗此举是想等待皇后病逝，好立郑皇贵妃为后，继而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

皇长子讲官黄辉从内侍处探得宫中情况，言皇后多疾，左右之人多认为待得王皇后崩逝，郑皇贵妃将正位中宫，遂将此事告知工科都给事中王德完。王德完上疏明神宗，应当眷礼中宫，疏入，帝震怒，并将其下诏狱拷讯。明神宗传谕内阁，称皇后乃圣母所选之原配，一直优容以待，只是近几年来为人逐渐变得悍戾不慈，不得以时常教训于她，以全妇道。

大儒吕坤在山西按察使任内，将历史上的所谓“列女”事迹编为一书，提名《闺范》。由于吕坤是一个孜孜于求学问、以明道为己任的学者，因此《闺范》出版后流传很广，各地都有翻印本。

有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为此书写了一篇跋文——《闺范图说跋》，标其名曰“忧危竑议”，借以耸人听闻。这篇跋文以隐晦的笔法影射吕坤写此书，虽无易储之谋，不幸有其迹象，一本议论妇女道德伦理的书被政治化、现实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言官戴士衡弹劾吕坤“因承恩进书，结纳宫掖，包藏祸心”，“谓潜进《闺范图说》，结纳宫闱，因请举册立、冠婚诸礼”。言语之中，明显涉及郑皇贵妃，引得明神宗不悦。

明神宗下旨替郑皇贵妃辩解：“《闺范图说》是朕付与皇贵妃所看，朕因见其书中大略与《女鉴》一书词旨仿佛，以备朝夕览阅，戴士衡等这厮，每以私恨之仇结党造书，妄指宫禁，于挠大典，惑世诬人，好生可恶，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钦此。”

与此同时，全椒知县樊玉衡上疏，针对皇长子不册、不冠、不婚而遗天下大虑，告诫皇上，他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作为鉴戒，以古喻今，上疏称：“陛下爱贵妃，当图所以善处之。皇上虽无废长立幼之意，而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与皇贵妃之天下。”讥刺皇上不慈、皇贵妃不智。疏入，明神宗震怒，一日拟旨三四次，大学士赵志皋据理力救，劝明神宗自其继位以来尚没有诛杀过谏臣，帝乃焚其疏，忍而不发。

皇长子朱常洛移居迎禧宫，被立为皇太子，然而并未消除群臣的疑心，由于明神宗过于偏爱郑贵妃及其所出的皇三子朱常洵，在国本已立之后，外廷对郑贵妃及其子朱常洵的疑心依然不减。王曰乾诬告郑贵妃为立己子，施行厌胜之术，诅咒李太后，明神宗和太子朱常洛。梃击案，郑贵妃都被或多或少的牵涉其中，对于郑贵妃在这一系列政治事件中所充当的角色，清朝的史官在编写《明史》的时候认为，郑皇贵妃“亦非有阴鸷之谋、干政夺嫡之事，徒以恃宠溺爱，遂滋谤讪“，不过是因为明神宗对其过于溺爱，无端招致诽谤上身。

明神宗的身体始终不好，且病痛不断，王皇后病逝，在明神宗拖延皇后葬礼，逾三月都未为其上尊谥、写神牌神主的情况下，明神宗病危时依然对太子留下遗言：“尔母皇贵妃郑氏，侍朕有年，勤劳茂着，进封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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