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号外－1（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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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错误，只得自己补两篇号外。一篇一千字。第一章写点关于新旧两党的个人看法，和法本身无关，只是从士大夫决裂这个层面说点私货。

高太后为政九年，以母改子，对新法完全否定，加剧了新旧两党的对立。

宋神宗变法，重用王安石，最大的错误不在于新法本身，而是对持反对态度的人采取的措施。

新法里面有良法，也有部分其实并不妥当，比如市易法，其实就是当年汉武帝时期桑弘羊的法度，以国营打击其他地方势力和商贾。问题在于宋朝时期地方势力并不强大，至于士大夫集团利益？由官府独家垄断还不如二三十家竞争性垄断来得有效用。

新党，王安石也好，后来其他人也罢，特别王安石，作为集众望入主中枢，当时并无新旧两党的说法，很多人针对的的确是新法，但并不是一股脑认为不行，而是希望查漏补缺。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把所有持部分反对意见一股脑打下尘埃，大力提拔赞同新法的中低层官员，开始割裂士大夫集团。

高太后上台，其本身就是坚守旧制的人，司马光回朝，似乎老人家性子倒都更偏激。旧党对新党的打压是全方位的。因新法提拔的人，几乎都被贬谪出去。这里面就有后来的蔡京，哪怕他当时试图靠向司马光，旧党其他人一样不容他。

高太后这九年的政事堂，除去首任司马光，后来左右二相其实都要平和很多，曾经尝试弥补新旧两党之间的裂痕，终究都未成事。车盖亭诗案就非常明显，旧党主政的政事堂，朝堂很多人是反对追责蔡确的。当时新党大部分已经离开朝堂，这很像以前的宋廷，贬谪出地方做点实事就是。那场政治追杀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后面新党重新上台，天道轮回，反过头的报复更加凶狠，目标都不仅放在个人，甚至包括其直系亲人。有点想一劳永逸把旧党全部打入地狱不得出来。

这种残酷的政治倾轧让后面的官员非常害怕，所谓害怕，就是将来不管谁上台，虑及自己的身后事，那首先想到的就是把有威胁的人彻底打残打死。最后出现蔡京就很顺其自然，没有他一样有其他人，这简直是一定的，谁也不想爽个十年被人报复最后半生。

事情最大的一个玩笑在于文人再狠辣，当时的风气就是做不到肉体消灭，于是都是尝试精神之类的消灭，以为可以消除其影响，却不知这种东西，新法也好旧制也罢，包括个人为政得失，一旦传播出去，除非你把有这些想法的人都杀光，要不，你实在杜绝不来。

新旧两党中最初并不是所有人都为了反对而反对，每个人利益不同，所持角度不一样，对新法和旧制都会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不能完全区分出新旧两派的，就新法而言，有些他赞同，有些不赞同。

王安石变法，受制于整个士子集团，也受制于整个朝廷。他最后采用了最简单的办法，大力提拔赞同新党的人，压制并将有疑虑的官员踢出朝堂。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事实上造成了双方的敌对。王安石上台初期，很多后来的旧党官员当时也并不是完全反对新法，大宋到了不得不革新的时候，他能上台，本身也是大家认为需要变更。当王安石强制推行新法，以新法来考核所有官员，为了政令上传下达，让朝廷以一个声音说话，这不可避免触碰很多士子的道德底线。

治政上来说，旧党大批官员外出，朝堂似乎推行新法更顺利。但变革更是一种改良，不是革命，改良脱离不了整个士大夫集团，王安石把本应该团结的一部分全得罪完，事实上是把人推向对立面。

旧党回朝，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表现就极其明显。新法在推行过程中，本身很多地方就不顺利，新法各法条也有好有差，这时候回来的旧党不再评判哪些法有用哪些不合适宜，来了个全盘否定，而且否定新党的人。也许在旧党眼中，新党很多人都以幸进，既资历不足，这在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中很重要。这场分裂最终造成了新旧两党相互敌视碾压。

高太后重用旧党，在赵煦的培养上，两个帝师的选择并不是多大问题。一个道德君子，一个文采鼎盛。只是不知道为何，赵煦心向新法，那一个叛逆期的少年被周围这么些人围着，倒更大程度加深他对旧党人的感观。不管程颐还是苏轼，本质上更偏向于旧制的倾向，起码对于新法他们称不上赞同。

赵煦整个成长过程中，高太后也好，旧党也罢，是悉心培养和维护的。他能接触到所有政事的处理，只是没有决策的权利。包括他的倾向性，旧党大佬有清楚的，基本都是给予一定的宽容。

高太后对赵煦的压制是事实存在的，这就是权利。不管高太后如何维护赵煦，本身来说她攫取了赵煦的权利，在赵煦内心深处一定会如此。赵煦的叛逆也正常，弃用旧党就更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并不是说高太后对赵煦就不好，人都是这样，都会从自身角度出发，高太后不会把赵煦摆在自己前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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