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杨嗣昌失势（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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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追究责任时，杨嗣昌虽然被弹劾。

但崇祯还是保住了他，并感慨：“大事几成，为几个黄口书生所误，以至于此！”

‘戊寅之变’，使得大明的局势急转直下。

不但使得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和谈计划化为泡影。

也使得他对内的，十面张网战略也因为洪承畴、孙传庭被调入京师勤王而使农民军死灰复燃，逐渐成为一张破网。

杨嗣昌自清兵入塞以后，就承受巨大压力。

不仅李希沆、王志举等言官要求追究他的责任，他本人也屡次上书引咎辞职。

崇祯帝贬斥了弹劾他的言官，并令他落职带冠视事，不久以叙功名义使其官复原职。

此时，张献忠在谷城厉兵秣马一年有余。

终于在崇祯十二年（1639年）五月再举反旗，李自成前去会合，八月以后又分东西两头行动，至此“抚局”破产，明朝内地再度陷入干戈扰攘之中。

局势发展到这个时候，此时的杨嗣昌已有脱身之意。

遂推荐四川巡抚傅宗龙，接替他的兵部尚书之职。

没过一个月就传来张献忠撕毁招安、起兵造反的消息，杨嗣昌知道后颇为不安。

因为招抚张献忠的熊文灿正是他本人推荐的，熊文灿招安失败，他显然难脱干系。

崇祯帝似乎也渐渐发觉，杨嗣昌有点不靠谱，但是自己已经力排众议委以重任，要再是处罚他，岂不是说明他识人不明。

如今不如令他外出督师，倘若成功，便可以对外面有个交代。

于是杨嗣昌揣摩帝意，请缨督师。

崇祯帝顺水推舟，于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二十五日下旨命杨嗣昌督师平寇，赐尚方宝剑。

经过一番准备后，杨嗣昌于九月六日陛辞。

当日平台饯行时，崇祯帝赠诗曰：“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杨嗣昌听罢，边哭边拜，随后离开京师，踏上不归之路。

赵安得知卢象升、孙承宗、杨嗣昌，这三人的命运时，不由得心生感叹。

在赵安看来，这三人其实是代表着，大明应对明末危机的三种解决办法。

孙承宗老成持重，他的战略应当是最完美的，在东北对建奴实行筑城，利用大明城坚炮远，国力远胜建奴，逐步的压缩建奴的活动空间，步步蚕食。

对内则是剿抚并用，以恢复国力为主。

孙承宗的战略虽好，但是见效慢花费大，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坚持这个战略。

这个战略虽好，但是不适合崇祯，这个性格反复无常的人。

崇祯帝太容易被影响自己判断，一遇到困难或是挫折，就想着调整战略。

这样的性格在小事上，叫灵活多变，但是在军国大事上，就是摇摆不定，是为君者的大忌。

对于君王而言，难的是，如何从诸多的建议中，选定正确方案。

但是一旦选择了，就必须执行到底，就算是错，也要坚持下去，朝令夕改造成影响，远超一般的战略失误。

而杨嗣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计划，在赵安看来，也并不是全无可取之处。

后世的蒋校长，在面对倭寇的时候，也曾提出过相同的战略构想。

杨嗣昌想的是，先用和谈拖住建奴，对内则采用十面张网战略，彻底的镇压，平息农民起义。

等彻底解决大明内部的问题后，再腾出手来解决建奴的问题。

杨嗣昌的战略谋划，可以说是最传统的华夏文官的谋略，虽不是那么的热血，但是在赵安看来，也是具有可实施性的。

用后世的眼光来看，杨嗣昌代表的就是鸽派，主张怀柔的政策，鸽派广泛的存在于，任何一个国家。

而卢象升则代表的是鹰派，主张通过铁血的战争来解决大明的困境。

建奴造反，那就打建奴，农民军叛乱，那就镇压农民军。

卢象升自然是有这个底气的，就他任湖广巡抚期间，曾提出精兵思想。

他认为兵员太少，难以御敌，所以恳请增加湖广兵员数额，马步兵至少要二万四五千，而且所募之兵必须是精兵。

但是卢象升的这种精兵思想，是建立在两个现实基础之上的：

一是，明廷和地方财力困窘，无力承担增兵之饷，所以卢象升请求增兵的愿望往往很难得到满足。

如他在湖广地区，镇压农民军时，请求增加兵员，而朝廷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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