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万历帝：盛世与衰败的双面君王（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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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正的尊重与信任，表现在日常言辞中，他总是以“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相称，这种尊称在古代中国极为罕见，显示出他对张居正的极高评价。1572年六月，即张居正就任不久，朱翊钧便在平台单独召见张居正，这在明穆宗在位期间从未发生过，此举极大地提升了张居正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向朝臣们展示了朱翊钧决心治理国家的态度。

在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在政治层面，推行了“考成法”。这是一种旨在整顿官僚系统，提高行政效率的制度，要求官员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实行层层监督，确保责任到人。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有效地减少了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使政府运作更加高效，增强了皇权的权威。朱翊钧虽然年幼，对祖制并不十分了解，但对张居正的信任让他在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经济领域，张居正推动了两项重要改革：一是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清丈，二是“一条鞭法”的推广。1578年，福建行省率先开始土地清丈的试点，两年后，这一工作在福建宣告完成。随后，朱翊钧与张居正决定将清丈推广至全国，户部为此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规定，到1582年底，全国的土地清丈基本完成，新增田地一百四十余万顷。同时，“一条鞭法”作为一种简化赋税征收方式的改革，也在1581年全面推广，极大地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标志着张居正改革的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朱翊钧与张居正的合作，使明朝政治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明显改善，为明朝中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1582年张居正病逝，朱翊钧开始亲政，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亲政后，朱翊钧主持了“万历三大征”，即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这些军事行动虽然巩固了边疆安全，但耗资巨大。不过，据记载，这些军费是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即便在三大征结束后，国库仍有剩余，显示出改革时期的经济成果为国家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五、怠政党争

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朱翊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着的变化，他沉迷于酒色，健康状况随之每况愈下。这种变化反映在他执政的中后期，几乎完全停止了上朝，处理政事转而依赖于谕旨，而非传统的召对形式。特别是“万历三大征”之后，朱翊钧对于日常政务的兴趣明显减弱，甚至被礼部主事卢洪春指责日夜沉溺于饮酒作乐。

这一时期，明朝的官僚体系陷入了严重的党争之中，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等众多派系相互倾轧，争斗不断。而国本之争，即围绕立皇太子的争议，更是激化了宫廷与朝臣间的矛盾。朱翊钧偏爱郑贵妃之子福王朱常洵，执意为其争取丰厚的王府庄田，引发了长达数年的福王庄田之争，进一步加剧了朝野的对立。

其间，梃击案的发生，即一名自称张差的男子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事件背后是否涉及宫廷阴谋，一度引发轩然大波。朱翊钧迅速将此事定性为“疯癫奸徒”的个人行为，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但这同样暴露了他对于朝政的疏离和对潜在危机的回避态度。

自万历十七年（1589年）起，朱翊钧彻底停止接见朝臣，导致内阁出现“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局面，朝政陷入瘫痪。他对于财富的追求也不减当年，亲政后不仅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还派遣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四处搜刮民财，加重了民间的负担。

随着时间推移，朱翊钧的怠政行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直言皇帝的政事荒废，指出亲政后的朱翊钧在诸多方面都不如即位初期。而朝臣们对于皇帝的面见机会愈发稀少，甚至有新入内阁的大臣未曾见过皇帝真容，只能通过数太阳影子来消磨时光。

尽管如此，朱翊钧的统治后期并未出现宦官之乱、外戚干政或严嵩式奸臣横行的现象，表明他仍通过某种方式控制着朝局，特别是在面对日军侵扰朝鲜、女真入侵等重大国事时，他仍然有所作为。这反映出即使在长期不上朝的情况下，朱翊钧依然保持着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以及一定程度上的政局掌控力，尽管这种控制方式远非理想，却也避免了王朝的彻底崩溃。

六、擅长书法

明神宗朱翊钧不仅是一位在位时间最长的明朝皇帝，也是历史上着名的书法家之一。自幼年起，他就展示出了对书法的浓厚兴趣和天赋，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家学渊源和辅臣的教育熏陶。神宗的母亲，慈圣皇太后，本身就是一位书法爱好者，她的影响无疑为神宗的艺术之路铺垫了基石。而辅臣张居正等人在安排的皇家教育课程中，特别注重书法的训练，使用《大宝箴》作为影格，这不仅锻炼了神宗的书写技巧，也培养了他对书法艺术的深厚情感。

神宗对书法的热爱，体现于他偏好书写大字的习惯。即位之初，他便以“好为大书”着称，经常有内侍环绕左右，请求获得皇帝的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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