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武周酷吏来俊臣（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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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俊臣的早年生涯与仕途升迁

来俊臣，生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籍贯雍州万年（今陕西省西安市），是唐代武周时期臭名昭着的大臣兼酷吏。自幼便展现出阴险狡诈的性格，缺乏道德约束且不事产业，他的成长环境并未给予他良好的教育与行为规范，反而助长了他的肆意妄为。

二、凭借告密得势，掌控酷吏机器

来俊臣的仕途转折点鲜明地体现了乱世中个人野心与权力欲望相结合所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当武则天在唐高宗病重期间开始临朝称制，并逐步向掌握最高权力迈进的过程中，她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既有来自传统儒家男尊女卑观念的质疑，也有来自皇族内部以及朝臣中保守派力量的抵触。此时，武则天需要快速稳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扫除一切可能的障碍。

来俊臣正是抓住了这个时机，以其独特的政治敏感性和狠辣的手段，在武则天心中塑造了一个忠诚且高效的工具形象。他主动投身告密行列，挖掘潜在的反对声音，甚至不惜捏造证据以迎合武则天铲除异己的需求。这种效忠方式很快赢得了武则天的信任与青睐，他的地位随之扶摇直上，先后出任重要监察职务——侍御史与左台御史中丞，这两个职位使他得以直接插手国家司法事务，并有效控制了舆论导向。

来俊臣的权术手腕不仅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他还精心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告密体系，将数百名社会边缘人士甚至是无赖招纳麾下，这些人受其驱策，以揭发所谓的“叛逆”、“谋反”为业，实则成了他用来排除异己、打压政敌的工具。在来俊臣的操控下，推事院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恐怖机关，任何被盯上的目标都难逃被罗织罪名、屈打成招的命运。《罗织经》更是集中体现了他及其同党的卑劣手法和阴险逻辑，成为了他们操纵法律、制造冤案、毁灭无数家庭的指导手册。

三、推事院与《罗织经》：编织罪状的艺术

在武周初年的动荡政局中，来俊臣扮演了极为恶劣的角色，他利用武则天强化中央集权、清除异己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恐怖氛围。为实现这一目的，来俊臣创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特殊司法机构——推事院，这是一个凌驾于常规司法程序之上的审判机构，它不受传统法制约束，成为了实施高压统治、制造冤假错案的核心工具。

推事院在来俊臣的主持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洗行动，不论是朝廷内的重臣还是宗室成员，均有可能因其任意指控而陷入囹圄，乃至丧命。推事院运用严苛的刑法和残酷的刑具，辅以心理战术，迫使许多无辜之人认罪，从而罗织出一桩桩莫须有的罪名。

来俊臣亲自编纂的《罗织经》，则是这场政治风暴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这部书中充斥着构陷他人、嫁祸于人的种种手段，它将陷害之道提升到了一种近乎艺术的高度，堪称封建时代扭曲法治、践踏人权的经典之作。《罗织经》通过系统化的教学，教导官员们如何巧妙地编织罪状、挑拨离间，甚至如何借助皇帝的信任和律法的漏洞，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与尊严。

在其统治期间，来俊臣的手腕导致了数千家无辜家庭受到牵连，诸多德高望重的大臣和皇亲国戚惨遭灭门之灾。

四、阴谋篡权与最终败亡

至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来俊臣在武周政权中的地位达到了顶峰，不仅身居洛阳令的重要地方官职，管理着东都洛阳的行政事务，同时又被委以司农少卿的重任，负责国家粮食储备和农田水利等重要经济事务，这无疑展现了武则天对其非同一般的宠信与倚重。然而，来俊臣并不满足于此，他的权力欲愈发膨胀，意图通过继续陷害更高层的政治对手来进一步巩固并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转瞬即至的万岁通天二年（公元697年），来俊臣的野心驱使其走上了更为危险的道路。他试图策划一场足以颠覆整个皇室格局的诬陷案，瞄准的对象竟然是武则天的儿子——当时已被废黜但仍具有极高政治影响力的太子李旦和庐陵王李显。来俊臣打算栽赃二人勾结朝廷南北衙势力，意图发动谋反，以此铲除潜在的皇位威胁并借此机会获取更大权力。然而，如此大胆的阴谋触及了武氏家族的根本利益，尤其是那些担心自身地位受到威胁的武氏诸王以及其他高层贵族，他们对此感到极大的恐慌与愤怒。

关键时刻，卫遂忠挺身而出，揭露了来俊臣的阴谋，这一告发如同一颗深水炸弹，彻底炸开了来俊臣长期以来积累的重重黑幕。此事引起了朝野震动，那些曾深受来俊臣迫害的人们看到了复仇的机会，纷纷站出来联合收集来俊臣的各种罪证，揭露他长期滥用职权、构陷忠良的滔天罪行。

五、酷吏末路，武则天的抉择与影响

在武周时期，来俊臣的权势如日中天，其恣意妄为、滥施酷刑的行为，虽然曾一度帮助武则天巩固政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行为的极端性与无度已经严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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