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大秦的民生（2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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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在关税、盐税、奢侈品进口税（主要是来自齐国的玻璃、钟表、象牙、珍珠、玉器、珍贵木材等）等方面上进行苛收。

粗略估算，大秦光人口就比前明万历时期的要多（万历时期人口约为1.2-1.3亿），人一多所食的盐就多，盐税也就多了。再加上其他名目上的税收，以及纳税人增加，导致税收大量增加。

还有一个隐藏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时期大秦的通货膨胀较明朝严重多。此时的国库收入虽然高，可是商品价格也高，大秦的米、布、日常用品等等价格一直在上涨，国库的钱虽多，可购买力并没有随之大幅增加，呈现出了稍稍“虚胖”的样子。

尤其秦齐之间巨大的贸易往来规模，使得大量的白银流入秦国，相当于是间接地输入了通货膨胀，这就造成白银的实际购买力在呈缓慢而坚定地下降。

朝廷有钱了，自然能做的事情就多了起来。

除了发展武备，开疆扩土，以消除北方和西北边患外，那就是埋头理政，夯实国内统治基础。驿道、铁路、码头、治河、修堤，兴建农田水利……，大秦每年都会为此投入数百上千万两白银，积极改善国内各项基础设施条件。

另外，对于灾荒年景的赈济和救助，朝廷也并非像“某些人”所说的那般扯淡。

好歹都是大秦子民，更是关系到统治基础的稳定，作为一个皇帝，如何会在灾荒时期，不加任何赈济，而任其自生自灭？

不要忘了，包括齐国、北明，以及众多南洋汉人小国于旁窥视，无不挖空心思要“拐带掠取”我天朝子民。若是朝廷方面，在面对灾荒时毫无作为，岂不是为“外人”所趁？

更让大秦朝廷引以为忌的是，前明的崩溃，就是灾民四起，流民荼蘼天下，继而才有大秦太祖孙可望于野趁势奋起，从而以秦代明，建朔立基，成就大秦王朝。

早在孙可望还为秦王辅政时期，就参照了齐国的防灾救助模式，制定了一系列细致的“荒政”之制，即救灾制度。

大秦的荒政涵盖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集流亡等十二个方面。而且，朝廷也将救灾作为一项既定国策来对待，调动全国力量与之相抗，以期有所补救，防止灾民丛生基层糜烂。

可以说，大秦的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算是最为全面完备的。

遇灾蠲免（豁免）钱粮，是大秦救荒的重要措施，即地方所征收赋税减少以至免除。不过，蠲免须征得皇帝御批，并在受蠲免之地张榜公布。如蠲旨未到而钱粮已征，可抵作下年赋税。

说白了就是根据灾情减免税收钱粮的措施，大秦建朔近五十年，各类因灾蠲免钱粮总计约二千三百多万两。若再加上所免灾欠，灾蠲总数约在两千六百万至两千七百万之间，可谓是历史最多。

朝廷除了蠲免钱粮，最直接的救助方式就是赈济，用钱粮救济灾民。将银、米直接发给灾民，以帮助他们维持生命，渡过难关。

这个时期，大秦在实施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时，所给赈米、赈银及赈期长短，并没有统一规定，均视灾情轻重而定。但总得来说，“灾民凡大口，日给米5合；小口半之；如米不足，则银米兼济”。

地方遇水旱灾，不论成灾分数，不分极次贫民，先直接赈济一月，称为正赈，也称为急赈或普赈，再上报南京，待勘灾审户之后，再按灾情情况确定灾情等级和赈灾时间。

除直接发米发钱外，赈济还有煮粥赈济。灾荒时期，各地官府煮赈仍以设粥厂为主，为完善粥厂秩序，采取了男女分别排队，逐一领取等措施。近城之地设粥厂，僻远之乡则于二十里内设一米厂，煮粥。同时大秦朝廷每年从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会在南北两京和各地方煮赈——好吧，很多地方已流于形式，煮赈之举也渐渐废弛——都是为那些流浪的灾民准备的。

分发的粥，浓度要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准。为方便灾民休息，还要专门用芦席搭起遮风避雨的地方。粥赈也非常人性化，对年老体弱或有残疾的人士开设特别通道，并为妇女搭起临时厕所等。

另外，工赈也是经常施行的赈济方式。仿齐国模式，在灾年由官府出资兴办工程，日给银米，以招募灾民。工赈所办工程，也大多与水利相关，具有积极的救济性质，且为将来的生产做准备。通常，大秦朝廷会考虑到百姓疾苦，尽量让工赈落到实处，比如规定，“向例每逢闲月，听贫民尽数到工执役；若农忙之时，即有紧要工程，大率三丁抽一，其余任其耕种”。

嗯，说白了，就是通过促进就业解决灾民温饱，不要搞出群体性大乱子。而兴建防灾、水利这种公益性工程，一方面促进灾民就业，解决灾民生活，一方面可以兴修公益性工程对以后的农业生产和防灾起到积极作用。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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