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 节 远渡重洋：纳粹战犯「二战」后如何亡命拉美（2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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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人员必须携带的大量资金。

这个问题在当时还找不出固定的来源，姑且见机行事吧。

并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要在拉美「铺好路」，提前搞好产业投资。

随身带的钱款毕竟有限，总不能到拉美去喝西北风吧？

于是，从 1942 年秋天起，一批批「特殊货物」（从集中营犹太人身上搜刮来的财富）由党卫军官兵押送，不断地运进纳粹德国的中央银行——不过，对于这批特殊货物中的大部分而言，纳粹德国的国家金库并不是它们的终极归宿，而只是一个过境站。

接下来它们由柏林驶向西南，到达德法边境后，再以东北-西南方向的对角线穿越法国，目的地是西班牙的港口加迪斯。

货物一进港，纳粹德国驻西班牙大使、党卫军将军威廉·法乌佩尔领导的特工总部就派人前来接应，把货物装上直接由党卫军调遣的潜艇，跨越大西洋，直抵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南 240 多公里外的偏僻港口詹勃罗伯恩，这才是鲍曼指定的终点。

这种秘密的潜艇运输一直进行到 1945 年夏天才被迫终止。

然后，再经过阿根廷国籍的德国人的秘密间谍组织——火地岛辛迪加，把特殊货物中的高档日用品运到当地德国移民的大地主庄园廉价拍卖，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则使用当地为纳粹德国服务的著名女演员爱娃·杜阿登的个人名义，存入阿根廷的四家大银行。

其中仅阿莱曼银行一家，到 1944 年初为止，已存入价值 1.15 亿比索的金银细软。

火地岛辛迪加还将已兑换成近 10 亿比索的资金投资到 175 个工业公司、银行、农场和商场。

另据美国情报部门的统计资料，从 1944 年秋起，党卫军向南美洲 331 家公司进行了投资（其中 98 家企业属于阿根廷）。

这笔集中营被害的犹太人财富的去向，完全是由鲍曼一人独自策划、运作的，就连希姆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希姆莱还始终以为，这批巨额财富完完全全地运到德国南部和奥地利北部高山地区的秘密仓库中保存起来了呢。）

日历翻到 1943 年，战局形势已发生逆转。

继在斯大林格勒遭受沉重打击后，德国又于当年 8 月输掉了库尔斯克战役，战略主动权彻底丢掉。

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该是采取具体行动的时候了。

一天深夜，鲍曼找来了已经多年考验的老部下——瓦尔特·罗夫，宣布任命他为中央保安总局驻意大利北方组组长，其任务是在意大利开辟一条秘密通道。

日后，如果帝国发生危难，即可使用这一通道，使党内同志逃离欧洲，转危为安。

罗夫立即动身前往米兰，在雷吉娜大饭店内建立了联络点。

他也经常去罗马，与后来大出逃计划得以实施的关键人物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胡达尔是亚平宁半岛德国移民中天主教徒的神职领袖，保留了德国国籍，并且是纳粹主义的狂热信徒。

胡达尔在梵蒂冈教廷拥有广泛的影响，经他出面，梵蒂冈护照局和有权发放「无国籍流亡者」临时身份证的国际慈善事业管理局，对准备逃亡的纳粹战犯几乎是有求必应。

(盟国执法部门后来发现，德国西部、奥地利和意大利等国亲纳粹的天主教势力，也曾向许多准备出逃的纳粹战犯发放过上述临时身份证。持该证件，即可进入阿根廷）

几个月后，经过罗夫不知疲倦的运作，一个以罗马为中心，从德国经奥地利进抵米兰到巴里的广泛联络网已初步建立。

在这条特殊航线上，每隔 40 千米就设有一个中转站。

这些中转站大部设在修道院或者天主教会下属的慈善机构内，在这里，逃亡的战犯们不仅可以免费得到食宿，而且可以得到更加与他们当时的身份相符合的衣着，甚至还可以更换汽车，以摆脱盟国执法人员的追缉。

我们可以看出，在纳粹战犯逃匿的过程中，梵蒂冈教廷的协助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起到了很坏的作用。

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

此时，继续筹措巨额资金（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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