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5章 宋朝吞荆夺湘，后蜀不敌灭亡（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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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进一心发展辽南地，经过政、军、司法的一系列具体革新，辽南地确实有了翻天覆地般的变化，起码官场以清明、实际为导向的效果已经显现。为了这些革新能落在实处，武进不仅以武力弹压而逐渐压缩了四州的旧贵、乡绅在民间的影响力，同时也引导他们尽可能离开土地转而向民商发展。

初时这些旧贵、士绅并不愿意百多年来一直维系的“吸血”生计，甚至纠集族众和手下佃户与官府相冲、对抗。其中开州影响力最大的士绅王谷本对此最是积极，不仅联络几州士绅联名向宋朝中书省以辽南地“民怨”为名上书请愿，甚至暗中还联络辽人助其举事，冒险收留辽军密探。

如此行为自然会引起都护府的关注，治安司在武进的指示下对其进行监控，在获得实据后由治安司、廉职司联合执法拘捕了已经取得串联的各州旧贵、士绅共三百七十余人。本来，对抗官府只要不出现伤人的情形，按照辽南律法查实后也就是几年监禁之刑。不成想王谷本竟然把事情做绝，联络辽人冲击辽北城防还做了内应，这便成了非杀不可的叛国之罪。

宋朝廷中书省接到辽南地的“民怨”请愿书，便有人想借此事扩大影响，甚至策划调动军力将手深入辽南。这个想法还没有形成计划，便接到了都护府的行文，随后武德司也有情报传到，确定王谷本等确实存在通敌卖国的事实。叛国之罪不是小事，万一借错了力成了同党更是抄家灭族的结果，中书省的一众官员不敢擅专，其中打着算盘要针对辽南的那些人也不敢生事，这才将几方面情况捏在一起报去了尚书省和内阁。

老赵听闻此事极为震惊，此时宋朝廷已经休养生息一年多，正准备向周边几国用兵，此时辽南局势不稳无异于是对外征战计划做了一次釜底抽薪，一定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中原统一战略的实施。思考再三，老赵还是让内阁几位阁老一起拟定了给辽南都护府的诏命，命武进严查辽国奸细，务必稳定辽南地的形势，牵制住辽军大部。

本来便没准备对这些旧势力留情，有了朝廷的诏命就更好做了。治安司、廉职司和军部参谋部一起集中力量对四州旧贵、士绅进行武力弹压，凡涉及王谷本等叛国案的绝不漏网一人，即使没有参与的也趁此机会进行敲打。一时间，辽南地的监牢里全是以往高高在上的贵胄之人，侥幸避过此案的也已经心生畏惧。

这还不算完，政务院和军务院、司法院联合办公对此案涉及的主犯在苏州进行了公开审判，一一列举各种罪证，让受审者心服口服，也让辽南地的原住民不再敢对新政心生异议。

经过公开审判，共有九十三人被判枪决，四百余人被判监禁和劳动改造。如果按照宋律，这些叛逆和家眷几乎没有活下来的可能，就算不杀头，流放岭南或冲抵教坊司也难逃过。幸在辽南，依政务院制定的《治安疏律》之规定，只是罪犯本人受罚，家产悉数充公，家眷却并未受到牵连，这与历代律法的不同便体现了出来。

为此政务院内部又有了不同意见，一方认为对于谋反或叛国大罪就应该予以严惩，亲族连坐获罪也属于正常，不这样不足以震慑；一方认为一人有罪自然应当一人当，对于知情不报或是故意隐匿的可以窝藏之罪处罚，但是与此无关的人既使治罪也不应当以此罪名。

还有人为辽南地已经受了朝廷敕封为辽宁国，立国之初也将民权写入了宪章里，是为：“辽宁是辽宁人的辽宁，是大汉族的辽宁，律法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无实罪不应受罚。

法务院的判罚确实依据着《辽南疏统》做了判罚，凡有知而不举或故意窝藏的，皆以窝藏罪判罚；确不知情的，赦为无罪，但需要以里长做保且缴纳一定钱财作为保证金才能开释。这样做是因为叛国罪的罪名太大，不能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等同视之。

主犯被公开审判后明正典刑，附从之人不足死罪的都流放至海岛上服劳役，而罪行轻微的便去劳作坊以劳代刑。武进不愿为难犯人家眷，即便在其他地方这些人也都是死罪。武进亲自向法务院为这些罪属求情以降低罪责等级，尤其是对妇孺更多了些照顾。

此时辽南早已经取消了教坊司这一官营妓馆，换作了劳教司，虽然体力上和人身自由上受了些限制，但与人的尊严无损，以后还能回到社会生活。这也是武进这个后世人在当世能做的最大的人权方面的争取了。况且在劳教司里做工还可以学习些技能，就算开释后也可以借此维持生计。

执政上类似这样的改变其实还有很多，对此辽南地的“文究们”对此很是自豪，称“武王仁政”，大有借用远古周武王来褒奖。辽南地执政上的改变情况被各种渠道反馈到了京都，竟然倒逼着宋朝廷也对《大宋刑统》做了些许改变，不得不说很有正面的作用和意义。

再说刑罚，对死刑之犯之所以选定枪决，是因为都护府实在是需要公开露一下实力，让各州尚存的旧势力彻底臣服，也是为警告居心叵测之徒以震慑。另外一说，此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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